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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威的教育本质观：在杜威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持续不断的改造。 ①教育即生长。杜威认为，儿童的心理发展基本上是以本能为核心的情绪、冲动、智慧等天生机能不断开展、生长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这种本能的生长。杜威批判传统教育不考虑儿童的心理特点，压抑儿童的个性，置儿童于被动地位，主张教育要重视儿童自身的能力和主动精神，这在当时是很有实践意义的，它不仅击中了传统教育的一个要害，同时也阐明了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具有主动地位这一规律性问题。 ②教育即生活。在杜威看来，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人不能脱离环境，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因此，教育即生活本身，而不是为未来的生活作准备，一旦把教育看作为儿童的未来生活作准备，必然教以成人的经验、责任和权利，而忽视了儿童自身的需要和兴趣。他认为必须把教育与儿童的眼前生活融为一体，教儿童学会适应眼前的生活环境，这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根据“教育即生活”，杜威又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教育原则——“学校即社会”，明确提出应把学校创造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使“每个学校都成为一种雏形的社会生活，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从而培养能够适应现实生活的人。 ③教育即经验的持续不断的改造。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他把教育视为从已知经验到未知经验的连续过程，这种过程不是教给儿童既有的科学知识，而是让他们在活动中不断增加经验。经验的获得离不开儿童的亲身活动，由此杜威又提出了另一个教育基本原则——“从做中学”，他认为这是教学的中心原则。 (2)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根据杜威的教育本质观，可以看出，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即学校生活也是生活的一种形式。怎样的学校生活才算是理想的呢？杜威认为：首先，学校生活应与儿童自己的生活相契合，满足儿童的兴趣与需要，使校园成为儿童的乐园而不是囚笼和监牢，使儿童在现实的学校生活中得到乐趣。其次，学校生活应与学校以外的社会生活相契合，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趋势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校园不应是世外桃源而应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杜威所要做的就是要使学校生活成为儿童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契合点，从而使教育既合乎儿童需要亦合乎社会需要，实质上是要改造不合时宜的学校教育和学校生活，使之更富有活力，更有乐趣，更具实效，更有益于儿童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特征最主要的表现是以下几点：
(1)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本质上仍然具有阶级性，它是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农民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在具有阶级性这一点上，我国法律度与其他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是一致的，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是，它的阶级性和人民性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致关系，它的阶级性正是通过对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加以确认而表现出来的。
(2)国家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反映的不是少数人狭隘的特殊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的具体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在相应地发展变化，它与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规律是一致的。因此，国家意志和客观规律就能够始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持一种实质的动态性统一。
(3)权利确认与权利保障的统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一方面能够确认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实现这种平等权利提供大体平等的保障条件。当然，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为平等权利提供平等实现条件时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不过，在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逐步得到解决。
(4)强制实施与自觉遵守的统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由于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民群众都能自觉遵守法律，只是针对少数人违法行为时，国家强制力才会出现。
(5)“一国”与“两制”的统一。随着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当代中国形成了一种最具独特性的法律制度，这就是，以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统一前提，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体，在香港实行具有英美法系传统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澳门实行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
(6)国情与公理的统一。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必须反映并适合中国的国情，所谓法律要符合客观规律，首先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否则，设计得再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时，中国又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国家，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具有内在的一般规律，例如，任何社会的市场经济都要求依法保障交易安全，任何社会的民主政治都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等等。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把反映国情和反映现代法制公理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