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十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小悦悦身上再次开了过去，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10月20日上午，陈贤妹获得佛山市南海区文明办等有关部门分别给予的5000元和2万元的奖励。陈贤妹一开始表示拒绝这些物质奖励，但又担心不收钱背后又有人议论自己“装清高”。最后，在众人的安慰和劝说下，陈贤妹收下了这笔钱。在奖励仪式上，记者抓拍了一张陈贤妹的照片，陈贤妹看钱的眼神，是路人看小悦悦的眼神。　　2．2010年12月15日下午1点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他拨打120，救护车赶来抢救半个小时后，宣布其父死亡。　　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如果保安触碰了老人，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是有保安亲自跑到派出所叫警察。　　2010年12月26日，杭州。61岁老太坠河，很多人目睹事故发生，72岁的老大爷朱阿毛以为救人轮不上自己，但等了3分钟，桥边聚集了近百人，却没人现身救人，“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3．救与不救，发人深省。“此前有法官判决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大学生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当时就有人预言：以后谁还会再去搀扶受伤的路人？”律师拜金良一针见血地说，最近一再发生路人受伤、倒地无人搀扶事件，就是这种预言的真实表现。有评论认为，“彭宇案”确实起到了一个标杆性的负面效应，让很多场合下一些本想伸出援手者退缩，但如果把所有冷血的举动及其意识深处“不要惹事”的心理暗示，均归咎于一个糊涂法官的判例，无疑夸大了个案的影响力。　　知名时评员司马春秋表示，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其实并不值得批判。“这么多人都这样，恰恰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现状。把板子打在这18个人身上，会掩盖对这件事更深入的反思。”司马春秋直指，此类事件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要杜绝这类事件，关键在于从政府层面给予保障，“交强险里有一项，是交通救助基金，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启用。”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博士则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知名律师朱永平提出，像见义勇为、见死不救等“道德立法”，都需要谨慎，“除了警察、医生有法定的义务救人，别的人都不算救护义务的特定主体。见死不救入罪现在还不成熟，可能会扩大打击面，得不到实际执行”。　　4．美国有两项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　　《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互相救援，父母子女之间的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都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　　《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美国法律要求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幼儿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　　美国还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避免其惹麻烦上身。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5．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不少人认为做好人难，因为做好事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做好人不但没有法律保障反而会被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凤毛麟角。”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这些挫折都折射了转型期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现实。　　刘伟全认为，公民道德建设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为做好事、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做“恶”者严厉惩罚；国家要制定道德奖惩制度，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提倡正义、鼓励正义、严惩恶行，尤其是对见死不救的，先以教育为主，恶劣的不仅要罚款还要入狱。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中国好人网创办人谈方教授认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用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有必要。但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要守法和执法。“特别是严格执法，从搀扶老人的彭宇案等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守法、有法不依，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但有些执法人员却没有坚守原则甚至不作为。“恶人冤枉好人，把好人挤到悬崖边去了，好人被迫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对反咬一口的恶人却没有追究责任。”我国现有法律中，本来就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侵害名誉权等条款，他建议要对事件中的恶人追究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使其不敢再诬陷、敲诈好人，做好人的风险也就自然地化解了。　　6．如果你独自在一间屋子里，似乎闻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然后看到从门缝里飘过来一缕缕黑烟。你会怎么办？有人立刻会说快跑啊，打119啊……那么，如果你在一间大报告厅里，里面坐满了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可是其他人泰然自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呢？你得先东张西望犹豫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鼻子和眼睛出了问题，可能还得再掐自己一下，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上面就是John·Darley和Bibb·Latane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人都是他们的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者反应越慢。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者和其他人通过电话交谈，然后电话的另一端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者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跟他通电话的话，他会迅速报告。你一定猜到了，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的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常常要以别人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所以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没有人报警了。这就是从众和责任分散效应。　　【问题】　　“给定资料1～6”集中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公民道德缺失现象，请简要概括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2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