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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的背景。19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文革”初期中国极左外交路线、方针的推行，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中美关系缓和的转机，促使毛泽东在加速对外战略策略调整的进程中，及早察觉和扭转了外交领域的动乱局面，并最终确立起联美抗苏的战略大思路，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使中国摆脱了两面对敌的不利处境，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果。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中苏交恶的阴影笼罩，而致“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隔，对苏联和东欧的政策和策略在某些方面缺乏灵活性和调整余地。中苏分裂的背景因素赋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大落大起的鲜明特色，使“文革外交”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外交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由“非常”到“准正常”的特殊阶段，为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渐纳入国际舞台和国际交往的正常轨道准备了条件。1“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苏分裂，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愈益浓重，以美苏划线，对美国、苏联的盟国和与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皆为攻击的对象，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极大地干扰了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正常制定与实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文革”初期外交领域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为：一夺权风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国家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指导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所执行的正确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强加给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再上纲为“三降一灭”。外事部门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揪斗，夺权风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中国驻外使领馆即开始搞“四大”，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电指出内外有别，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之后，各驻外使、领馆才基本稳定下来。随着1967年全面夺权的开展，全国动乱升级。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进一步插足外事口，鼓动揪批陈毅，夺取外交权力。7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在关锋、戚本禹等人操纵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事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安营扎寨”，静坐绝食，要求揪斗陈毅。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谈话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即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宣称夺了外交大权，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被押上街头卖红卫兵小报，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司局长都遭到揪斗。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事领域失控的局面进一步扩展。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二热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全球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一举消灭帝修反。文革”时期，中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上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的道路。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由此，“文革”开始后，中国将“正在临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亚非拉，实施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积极输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还鼓动一些已获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根据毛泽东指示，这个讲话的录音向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发了这篇讲话。同年11月6日，林彪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要把“祖国建成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国留欧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群众开始在苏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红卫兵在北京机场围攻了苏联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1月至2月，在北京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波、匈、保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实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