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出戏虽然重新回到了封建家庭的旧题材上，但这一“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它与《雷雨》主要通过周朴园的专制和周家的乱伦来批判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完全不同，是通过曾家三代人的自我沉沦，以及远古北京人、未来北京人与以曾家为代表的现实北京人的对比，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挖掘了封建阶级必然走向没落与崩溃的根本原因。正如钱理群所说，这是在作者已经走出了生命的“郁热期”，进入了生命的“沉静”状态之后，一次新的发展，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戏剧化的戏剧”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的转变，是曹禺“走向契诃夫”宿愿的实现，是曹禺戏剧的一个新的高峰。以上这段文字是对曹禺的话剧《北京人》的分析。()